宋鹏伟
给狗治病对老板来说是个难题。 要防止遛狗不系绳、流浪狗伤人等乱象，必须先有办法，所以通过地方立法完善管理途径无疑是出发点。
但是，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从药物到疾病的去除。 去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实施后，即使有媒体宣称“从今天开始遛狗不系绳子就违法了”，但从现实层面看，这一点也没有太大变化。 追根究底，既有惩罚不明确的因素，也有治理主体不明确、积极性不够等原因。 在地方立法层面，各地对《养犬条例》“下猛药，治沉疴”式的探索已有不少。 在广州，伤狗罚万元，弃狗罚5000元，深圳有为狗强行植入芯片的做法，但无一例外雷声大，雨点小。
毕竟，养狗的门槛太低，违法成本被忽视了。 在很多城市的情况下，考驾照、打疫苗主要靠自觉，无事生非的人很少管，咬人也往往吃亏。 如果眼见后果严重，狗主人拒绝收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 同时，流浪狗伤人的新闻也不绝于耳。 这带来了两个结果。 一是公众的反感与弃犬者的不愿意形成强烈反差，像风一样的“猎狗”运动最终陷入一个治标不治本、“年年治理”的怪圈。 二是犬只受伤事件发生后，难以通过追究责任、赔偿等措施惩治弃犬者，无法形成实质性约束力。
这样，治疗狗的首要问题不是罚款金额是否足够高，而是用什么方法在狗和主人之间建立可见的联系，逼迫其履行职责，避免公共利益受到侵害。 一般来说，如果不办犬证是现实，弃犬自然是零成本，惩戒重也难落地。 现实中尴尬的是，最了解情况的社区没有执法权，拥有执法权的公安人员由于缺乏专业技能、无法将宠物放在任何地方等原因，积极性严重不足。 难点确实存在，但要说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重视度不够。 因为麻烦而没有成绩，会养痈。 相反，如果发生咬人等恶性事件，处理上就没有那么多客观原因了。
制止不法行为的不是条款，而是日常行动。 在要求多、门槛高、监管严的情况下，自然很少有人随意养狗，随意弃养的严重后果也要让养狗人三思而后行。 所以，除了在条文中加码外，还应该实际行动起来，向“执法不严、不追究违法”开刀。 如果令行被禁止，狗患自然会被禁止。